今年的港股的確迎來了一個內地科技股上市高峰期。螞蟻金服、小米、美團、映客、拼多多等都選擇赴港上市，港交所首次迎來同一天8家公司同時敲鐘上市的盛況。而背后則是香港對“同股不同權”認同的改革激發了很多科技公司選擇赴港上市的風潮。

但香港為何要進行“同股不同權”的變革呢？香港今天的求變，或許與香港與科技互聯網絕緣了20年息息相關，它需要一些新的經濟型公司來為香港帶來一些改變。

但在不久前，港交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的一句話就印證了這種求變的焦慮：“港交所為什么要改革，阿里巴巴去美國上市了，我們再不改，小米也要去美國了。”

有人說，香港就像手扶電梯，現在走得越來越慢，越來越平。

但到了2018年的香港，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一些變化，至少，銅鑼灣大街小巷的店鋪已經貼上微信和支付寶的支付碼，而在去年，香港蘋果 日報還曾經刊登文章稱支付寶是“偽先進”，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寶。

香港互聯網的機遇、泡沫與錯失

而從互聯網創業氛圍來說，香港的創業氛圍一直廣受詬病。我們知道，國內這些互聯網公司紛紛赴港上市，但香港本土卻是互聯網創業的荒漠，也缺乏自己的互聯網巨頭。

香港市場本身就小，但互聯網講究規模經濟，這直接導致互聯網創業的土壤與氛圍的缺失，香港年輕人對失敗的承受度也很低，之所以如此在于年輕人被香港的高房價綁架。

香港已連續第8年被美國咨詢公司Demographia評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香港的高房價挫傷了香港年輕人創業的積極性。

其實香港的互聯網產業本身有著很好的發展機遇。早在90年代，當谷歌還是小公司，Facebook，推特還沒影，國內老牌門戶163，新浪還在艱苦創業之時，當時的香港政府就提出了數碼港鼓勵互聯網產業，意圖將其發展成類似美國硅谷的高科技中心。

到98年的時候，中國內地出現了內容門戶（搜狐+網易+新浪）+BBS論壇社區+IM（騰訊）+游戲（聯眾）的互聯網格局，初步形成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雛形，但香港有著吸引全世界和國內人才的配套設施與比當時內地更優越的寬帶環境，與非常完善的資金渠道。

與此同時，發源于美國的“。com熱潮”也在席卷香港。大量熱錢進入香港，投向互聯網領域，李澤楷當時還購入了騰訊20%的股份。1999至2000年的香港出現大量互聯網相關企業，部分更成功上市。

2000年互聯網泡沫前，香港互聯網工程師非常吃香，有幾年經驗的甚至可以開到近10萬的月薪。1999年5月，由李澤楷創立的盈科數碼登錄港股市場，市值一度突破2000億港幣。這在當時無疑也是天價市值。

李嘉誠旗下的TOM網曾經做過SP、門戶網站、體育、娛樂、游戲、IM等業務，年收入最高的時候有幾十億量級。這在當時互聯網行業來說，已經是非常高的營收收入了。

但由于部分上市企業由于市盈率被炒得過高，盈利能力未達預期，隨著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香港市場的科網股全線崩盤。盈科數碼的市值從5800億港元跌到200多億港元。

互聯網泡沫破滅后，資本市場對互聯網不再有信心，無論是私有化退市還是科技業務轉型，互聯網創業者遭遇冷落。

李澤楷所持有的騰訊股票也在第二年就賣了，現在有網友替李嘉誠心痛，白白錯過4000億，如果不是那么短視的話，憑著騰訊這個平臺，香港和李澤楷將會在國內互聯網擁有最高的話語權，而李澤楷則可以穩居華人首富。

后來到了2013年7月，阿里巴巴集團擬赴港交所上市。然而，阿里巴巴為保證合作人控制權在上市后不被稀釋而采用了雙重股權制度成，這成為其在港股上市的阻礙，因為香港過去一度堅持同股同權。因此同年10月，阿里放棄在香港上市，并于次年赴美上市。阿里后來的市值漲速香港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錯失阿里無疑是港股一大遺憾。

發展到今天，香港從PC端到移動端幾乎就沒有有影響力的互聯網產品，而在香港也幾乎沒有叫得出名字互聯網與IT新型技術類公司與產品，整個香港市場已經被Google、Facebook、微軟、雅虎、蘋果們集體攻陷。

香港人使用頻率最高的軟件是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本土研發的產品有openrice、高登、各大銀行網站、新聞網站等。由于市場的畸形，香港的App生產都在外包化，如Green Tomato、Cherrypicks、MTel、InnoPage、AppTask等等App外包公司每年做出的App大多沒多少特色與創新，也無人問津。

香港曾經也有一些不錯的移動互聯網創業公司，如Stepcase、TalkBox、 Primitus等。而香港的高登論壇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團購、O2O等概念，只是香港本地市場太小，IT業經歷了2000年泡沫洗禮，資本市場活躍的香港卻對這些公司無人問津，香港互聯網創業公司的融資成功率也變得相當低。

這本質上也是源于香港傳統經濟的強大對互聯網相對有一種排斥作用，香港的商業基礎早早就發展的非常成熟了，貿易物流業、金融工商業、旅游業、房地產業等是整個香港社會經濟的支柱產業。

整個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導向也是以這些行業發展的社會精英為標桿，資本會將錢撒向房地產金融等香港的主流行業。

從行業的角度來講，香港資本更青睞基礎設施、地產、金融、水務、物流、零售消費等傳統概念，這類公司過去是香港上市的主流。而不是新興互聯網產業、IT行業或者顛覆式創新的技術領域，因此難有互聯網產出的土壤。

吳曉波曾經說過：“一個喜歡大資本的城市，和一個必須以破壞、創新為主的互聯網公司，有一種天然的沖突。”當一個社會的商業金融與社會分工高度發達的時候，往往會壓制創新創業的活力，并且抬高創業的成本。

內地互聯網公司上市潮迎合香港求變、認知糾偏的心理

可以說，香港錯了互聯網發展的黃金時期，第一個是PC互聯網，第二個是移動互聯網。在整整二十年的互聯網發展歷史上，香港一直置身事外做一個旁觀者。

近幾年新經濟興起后，香港港交所也在尋求變革，吸引互聯網公司。因為與美股科技股市值權重占比超過6成相比，香港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占比極低，這背后與過去港交所對同股同權規則的堅持有關。

目前，美股市值最大的5巨頭以及市場最熱都是科技類新經濟企業，而在香港，巨富們依然在將錢撒向房地產、物流、金融、電力、碼頭、電信等具備傳統收租特性的產業。

而互聯網產業對于香港來說，之前錯失了20年，香港自然不愿意在下一個20年再錯失下一波新經濟浪潮這樣的代價是無法接受的，因此香港在迫切求變。今年初，香港政府新增500億預算支持科技創新發展。

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內地公司赴港上市可以說恰恰趕上了一波政策紅利。一是香港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同股不同權的改革對于內地一些互聯網行業、新經濟公司，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港股在熱情擁抱科技企業。

德勤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2018年上半年香港市場IPO數量達到全球首位，有超過100家的公司完成IPO發行，相較 2017年上半年的68家公司，同比增加了49%。

在不少投資人眼里看來，因為文化接近，香港投資者對于內地的消費市場會更了解，而不是像美國，跟美國投資者講這些生意模式的時候，美國人很難理解，但事實情況或許是，美國投資者看多了中國互聯網的故事，如今的這些故事已經不再有吸引力。

當然更現實的原因是，港交所認可“同股不同權”后，使得該交易所的上市制度更為開放與國際化，提升了港交所的競爭力和吸引力，未來將吸引更多內地以及國際的互聯網及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一來可以增強港股市場資金流，二來有助于提升港股市場的整體估值水平。

內地赴港上市潮，難救香港本土互聯網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于香港而言，由于長期以來科技類互聯網類公司占比極低，香港市場本身非常缺互聯網企業與巨頭，過去一度又錯失了諸多原本不看好但后來成長非常快的巨頭。

科技類互聯網類公司現在是稀缺物種，物以稀為貴，這些企業的加入對于港股而言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新故事，過去失去的東西香港現在也迫切的想補返回來。

因此，這么多公司為何要去香港上市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在于內地互聯網公司也想利用香港市場對互聯網公司的認知差異與需求心理來收獲較高的估值。

這本質上是源于香港對互聯網公司欠缺更為深度的認知，加之騰訊在港股市場又是互聯網巨無霸與壓艙石的地位，香港多次錯過互聯網變革浪潮，基于對過去的認知偏差糾正，這或許導致香港對內地互聯網企業的看法更為包容而非美國市場過于苛刻，因此中國內地互聯網企業進入香港往往被盲目看高。

因此早前有業內人士認為，“閱文集團只是騰訊旗下的一個非核心業務，在內地很難獨立成為一家有價值的上市公司，但港股股民就認可它，源于投資人對于其價值的不理解”。

與其說香港或者內地投資者對于國內新經濟公司的業務模式的理解、熟悉程度要大于歐美投資者，不如說在今天的環境下，香港投資者或許更好忽悠。

其實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如今的內地赴港上市潮，或許也是利用了港人本土互聯網巨頭缺失對互聯網新興類經濟型公司的渴望心理，加之香港對內地互聯網的認知偏差，或許在不少內地互聯網巨頭眼中，香港投資市場可能具備更好忽悠的特性，在香港上市因此能夠收獲更高的估值與資本看好。

另一方面，香港也需要學習內地互聯網公司的創新性與先進性。尤其現在是移動互聯網的時代，而內地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產品與創新是香港所沒有的。

這一環節的落后與認識不足，可能會導致未來對物聯網的發展再度滯后，而傳統制造行業的智能化升級換代的軟硬融合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香港需要跟上節奏。

過去曾被規劃為“香港硅谷”的數碼港也曾經輝煌過，今天的香港數碼港如今依然在運作，并且加大了對創業者的扶持，比如說，香港居民如果打算成立一家互聯網公司或者有互聯網創意idea，就可以通過相關渠道有機會得到數碼港的資助或者培育。

但香港本土嚴重缺科創企業的表率與案例來激活年輕人對于投入技術、互聯網行業的渴望，因此通過同股不同權的政策修訂來引入大量中國互聯網公司赴港，這而港交所的興旺除了會帶來投資機會和融資機會，從另一方面也可以帶動香港對內地互聯網公司的了解與認識。

而在最近幾年，香港學生到大陸互聯網企業實習或者學習才驚訝發現原來大陸的互聯網行業這么發達，而如果越來越多內地互聯網公司赴港上市，內地互聯網公司的創富神話也反過來能夠激發香港年輕人對于投身科技互聯網行業的渴望。

對于香港而言，發展互聯網本身還有其先天劣勢，香港本土有800萬人，對一家互聯網公司來說，800萬人足夠生存，但在互聯網行業，800萬用戶不能做到足夠的影響力與規模，因為缺乏一個龐大的市場作為依附，互聯網產業也很難有規模效應。

因此如果能轉換思維，對于內地互聯網公司赴港上市潮，能夠讓香港人感知到內地用戶需求、消費與娛樂流行趨勢的變化，從而也能啟發年輕人基于香港本土的特性做出類似的產品創新，或者直接尋求背上將內地市場作為依附，做定位于內地消費者產品或商業模式創新，或許局面會全然不一樣。

比如移動支付及消費大數據公司“錢方·好近”QFPay創始人兼CEO李英豪就是香港青年北上創業的典型。如果你去香港發現微信、支付寶在越來越多的商鋪中逐步普及開來，你需要感謝的人就是他。

但如果從香港已經根深蒂固的傳統產業的堅固性與思維價值觀層面上的固有認知來看，要短時間改變香港對互聯網的看法很難，10年前的互聯網泡沫，長期以來令香港社會對互聯網經濟不再抱有期待與期望。

在過去許多年，互聯網在香港也是比較冷門低薪行業。加之現今香港中產階層壯大導致社會形成穩固的錘紡型結構，進入老齡化社會，這導致香港對新生事物接受速度變慢。他們對香港現有的商業模式、社會規則很認同，對互聯網創業與創新的認識不深。

原本香港傳統金融、物流、地產等行業其優勢效應越強對創業創新的阻力就越大，導致資本家與利益集團按照慣性與這些行業進行資金捆綁，從而進一步限制了互聯網從側翼顛覆式發展的空間。這樣一來，技術創新潛力也被“困”于傳統優勢行業中。

盡管內地赴港上市的科技互聯網企業很多，但如果說要改變香港本土的科技、互聯網創業環境卻不太樂觀，它能給香港帶來興旺的投資機會，但若要帶動香港的科技互聯網產業發生改變，或者說挽救香港本土互聯網，短時間依然不太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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