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形成都需要體制機制改革做支撐。催生增量消費需求，沒有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消費環境改善以及財稅體制改革等方面的推進是無法實現的。從供給側看，沒有產權制度改革、壟斷行業開放、企業營商環境改善和創新激勵機制的重構也是不可想象的。

　　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2017年12月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又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涵，需要把握哪些關鍵問題，都是理論和實際工作者需要思考和關注的。

　　準確理解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涵

　　經濟增長有兩種變動形式，一種是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源要素投入的增加引起經濟產出規模的擴張帶來了增長；另一種是在技術管理創新條件下，資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產出的數量增加、品質也得到明顯提升。這種情況下，盡管投入的資源要素不增加或者少有增加，但經濟仍然取得了增長。同第一種增長相比，第二種經濟增長是一種有質量的經濟增長。

　　理解經濟高質量增長，有窄口徑和寬口徑之分。從窄口徑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是一個經濟體（或企業）在投入上能利用科技進步科學配置資源要素，推動效率變革，實現資源要素配置從過去的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節約經營，使得資源要素的利用效率明顯提高；在產出上，能通過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推動質量變革、動力變革，使產出的品質明顯提升，效益大大提高。從寬口徑看，理解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僅限于經濟范疇之內，還應考慮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影響因素。因此，在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應體現產業產品的創新性、城鄉地區以及經濟與其他領域的協調性、環境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經濟發展的對外開放性和發展成果的可共享性。

　　當前我國盡管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是距實現高質量發展還有相當大差距。主要表現是：在供給側，資源要素配置還未完全實現從粗放型轉向集約節約型，生態環境壓力比較大。產業實現高端化程度低，產品優質化程度也不高，企業經濟效益還有待提升。在需求側，我國經濟對外依賴度偏高，出口中低端產品比重過大；國內需求中，投資率高過常規值，投資結構偏離居民消費福利，在體制制約下消費空間拓展受到城鎮化滯后、中等收入階層成長慢的影響，消費增長潛能難以釋放。在體制方面，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法制化程度還不高，各級政府強力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行政性審批事項多、許可發放煩瑣，行業壟斷多，民營企業進入市場門檻高，企業稅費負擔還相對較重，企業實現經濟轉型遇到較大阻力；在創新上，社會原始創新動力不足，盡管近幾年我國R&D、科技貢獻率、社會專利申請量等增長都比較快，但在核心領域、關鍵環節、重要基礎性零部件等方面，領軍人才短缺，技術瓶頸突破緩慢，制約經濟新動能形成和高質量發展。若要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做出真實判斷，充其量目前我國經濟只是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起點上。

　　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要盡快培育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所起作用是不同的。質量變革反映的經濟體能通過動力結構使產出的產品和服務的優質化程度，能滿足新時代城鄉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效率變革反映的是資源要素能通過創新實現集約節約化配置，以提高產出效益；動力變革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動能機制轉換，可以支撐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由此可見，動力變革在三大變革中起著核心和基礎作用。因此，當前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要盡快培育形成新動能。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主要是依靠投資打頭、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的發展機制獲得的。然而，當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后，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迫使我們不得不改變原有經濟發展動力機制。首先，從國際環境看，發達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在減弱，因為我國生產并出口到發達國家的大量勞動密集產品，可替代性比較強，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生產，由于這些國家生產的同類產品成本低、產品價格有明顯競爭優勢，從比較利益出發，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轉向購買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于是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遇到了一批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同時，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并實施懲罰性關稅，也加大了中國的出口阻力。在中高端產業發展方面，近幾年，美歐發達國家相繼采取較大幅度減稅措施，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吸引中高端制造向本國回流。由于我國在科技創新上競爭不過發達國家，在發展中高端產業方面也遇到了瓶頸制約。因此，在現有世界經濟格局下，企圖繼續依靠原有出口導向型戰略拉動經濟增長顯然不現實。

　　再看國內，在現有體制機制不改革、經濟結構沒有大變革情況下，我們遇到的矛盾是，經濟發展繼續前行需要新的動力支撐。從內需看，自2010年以來，投資和消費增長率都在持續下滑。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國經濟從中上等收入階段向發達的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投資增長及其投資率下降是必然的，因為進入中上等收入階段后尤其是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時，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基本完成，產業領域投資已經開始飽和，此時投資空間明顯變小，繼續追加公共投資或產業投資，投資的邊際效益必將大大下降。當前，我國遇到的情況恰恰如此，連續多年超大規模、高速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使得我們建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公共基礎設施供給系統，也建成了全球最大規模的中低端制造業產業體系。問題是當前和今后，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開展大規模投資了，因為受到了投資空間變小的限制和邊際效益大幅度下降的強烈約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似乎也走到了歷史轉折關口。

　　從消費看，我國有近14億人口，依靠國內消費完全可以帶動經濟增長。從不同收入階層分析，中低收入人群對中低端產品有很大的消費潛能；中高收入人群消費結構升級加快也帶來新的增量；高收入群體對于高附加值、高端產品有明顯消費能力。但是，由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社會保障水平低，消費環境還不完善，國內產業結構和產品供給結構升級緩慢等，就使得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現為，低收入人群無錢消費，中等收入人群有點錢不敢消費，高收入人群有錢不愿消費。因此，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成為當前經濟結構轉型中的要害所在。

　　從供給看，我國大量資本、資源過度進入中低端制造業，造成這些行業投資擁擠和產能嚴重過剩，同時由于中高端產業進入技術門檻過高，又導致資本、資源進入嚴重不足。由此，在供給結構上出現了中低端供給過剩與中高端供給不足的矛盾。

　　由此看出，在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核心是要有新動能。所謂的新動能就是與以往的經濟增長動力來源相比，凡是能為經濟帶來增量增長的動力就是新動能，這種動力是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是對原有動力的替代或改造。我以為，今后我國選擇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組合的戰略思路是，在需求側，調整需求結構，降低對外需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將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作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主要從三個方面擴大內需增加消費需求，即釋放潛在消費需求，挖掘消費結構升級產生的新需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建立橄欖型社會結構催生出增量需求。在供給側，實施供給結構創新，調整產業結構，改變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分工地位，利用本次產業技術革命帶來的新技術成果，將重點放在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方面，力爭在短期內形成一批對國民經濟有支撐作用的支柱性產業，發展出一批既沒有體制歧視又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培育一批在國內外有質量優勢的品牌產品。

　　高質量發展關鍵是體制機制改革

　　無論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形成都需要體制機制改革做支撐。從需求側看，釋放潛在消費需求，挖掘新消費需求，催生增量消費需求，沒有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消費環境改善以及財稅體制改革等方面的推進是無法實現的。從供給側看，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推動支柱產業的形成，以及發展龍頭企業和培育品牌產品，沒有產權制度改革、壟斷行業開放、企業營商環境改善和創新激勵機制的重構也是不可想象的。

　　體制機制改革既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也是推進經濟發展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為了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

　　首先，我國建立的市場經濟應該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要用法律法規約束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行為，同時也要約束經濟人的違規違法行為。還有要從法律層面消除所有制歧視，平等保護所有企業和個人的財產權不受侵犯，知識產權不受到侵害。

　　其次，改革財稅體制和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在收入方面，要繼續降低財政從企業、社會個人征繳的稅收比例和數量，不斷減少甚至繼續取消一些公共收費項目。同時，對中等收入群體實行免稅減負政策，比如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對中等收入者子女教育、看病、首套商品房購置實施稅前抵扣等。在支出方面，適當壓縮公共投資支出，調整公共投資結構，將公共投資重點轉到改善社會消費、增強居民福利方面來，應較大幅度提高居民醫療、養老以及貧困救助標準，對貧困人口的就學就業、看病、住房要進一步加大財政補助支持。

　　其三，政府要進一步放松對市場的直接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第一是要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逐步取消許可證發放制度，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屆政府已經減少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審批事項，但依然還有進一步改革的空間，今后改革的方向是繼續減少審批項目，縮短審批時間，提高審批效率。

　　其四，減少買方賣方壟斷，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減少壟斷要從國企改革做起，競爭性領域和競爭性環節必須退足退夠，純公共性領域要進足進夠，同時純公共性領域也要按市場原則引入社會資本，進行有限競爭。

　　其五，供給創新或者供給質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創新去實現。針對當前我國創新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重構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應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和各方積極性，加大創新投入，努力補齊創新短板。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關鍵性、前沿性創新研究，提高企業對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行動能力和參與度。今后，國家要將重點放到支持民間創新方面，對企業用于研發投入實施稅收加計扣除并進一步擴大扣除范圍；支持一批大學和科研院所組建跨學科、綜合交叉的科研團隊；優化民營經濟創新發展環境，給予他們充分的市場自由、公平的競爭空間，激發創新活力，提升創新能力；培育和保護企業家創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完善市場化的人才資源配置機制。完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放寬對科研經費支出權限的管制，全面下放創新成果處置權、使用權和收益分配權，支持科研人員有序流動。持續增加各級各類教育培訓和人力資本投入，加快培育實用性、創新型人才。

　　最后，城鎮化是增加供求兩側新動能的黃金結合點，積極推進可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帶來諸多好處。應以人的城鎮化為目標，一方面建立有利于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擔機制，另一方面除特大城市外要放寬放開其他城市農民進城落戶條件，給予他們真正的市民待遇。還有，要進一步健全基礎性制度，重點是完善市場產品、服務的質量標準體系建設，建立健全產品服務質量監管制度，建立社會誠信體系、資源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等。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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